“俞敏宏，最近忙什么呢？”
“忙着背书，我要考试了。”
“那你过来干什么，俞敏宏？”
“余切？！不是你把我拉过来打乒乓球的吗？”
“那王锵呢？”
“他忙着谈恋爱，”不等王锵回答，俞敏宏先抢答了，“王锵找了个美国女留学生，可漂亮了。”
王锵也十分得意，他说：“你猜我怎么套的近乎？靠的是红宝书，那女的左手抱着语录，右手是资本论，一开口就是‘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下一句是‘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余切蒙了：“你不是谈了个美国女朋友吗？”
“美国人就不能反对美国啦？”王锵道，“她穿的胶衫（T恤衫）中间，画着一个长头发像摇滚歌手的男人……知道那是谁吗？”
余切说：“切瓦格拉！”
王锵惊讶道：“你真说对了，就是切瓦格拉！我就知道啊，我那没能碰面的革命战友来了，于是，我和她谈天说地，聊聊主义聊聊阶级啥的……她钦佩我高洁的革命品质，我们的事儿就成了。”
余切这段时间的乒乓球瘾犯了，把西语系两兄弟请来打球，结果没打上两拍，他们聊上了泡外国妞的事情。
确实，一直都是洋枪队打进了四九城，很少有华枪在美国湿地花园来两杆的。
那可不得吹牛逼吗？
美国人是燕大留学生当中，比较特殊的一帮人，他们天真的可怕，又没有老欧洲的道德观。
这可能和六七十年代美国的xing解放运动有关，这些人正是礼崩乐坏的一代。
欧洲地区的尤其是苏联的留学生不容易建立起感情，只有大美利坚，什么枪都有机会试试。
余切问王锵：“你和美国姑娘聊了那么多，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睡别人？”
王锵头摇得像拨浪鼓：“可不是，我不是那种人！”
俞敏宏问：“那你是为了留学，找人练习口语？”
王锵说：“也不是，我的口语已经接近本地人了，是nativespeaker（母语使用者），你听我给你念一段……”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
“诶。你可别特么背了，马丁路德金，谁不知道啊！”
王锵抑扬顿挫的背了一段，然后道，“我发现移民制度里面，有一个漏洞，可以让我移民过去，我研究过了……只要她愿意带我去美国，我凑够了机票的钱，我们一旦结婚，就能获得美国的国籍……”
俞敏宏说：“那你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一旦在美国出生，也是美国人了。美国有这么一条法律，本土新生儿自动获得国籍……所以很多人拼了命的来美国生孩子。”
俞敏宏说：“你可真下作啊，我万万没想到，你的计谋能这么毒辣！”
王锵不以为然：“美国姑娘获得了革命友谊，而我获得了美国国籍，这不是扯平了吗？以后我就成立个妇科医院，叫新东方，专门把东方的孩子接来到西方生。”
八十年代的美国人，就这么讨厌自己的国家吗？难道真是越战后垮掉的一代人？
余切有点好奇了，“你和美国老百姓接触过吗，你觉得美国人觉得自个儿行吗？”
“不太行，太自由了，太散漫，大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不愿意为美利坚民族出力。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们的电视台天天放苏联即将彻底打通亚欧大陆，说他们美国要输了……我们也要输了。老百姓简直是忧心忡忡。”
余切忽然想到了有个美国小说《美国精神病人》，说的是消费主义下对人的异化，成“精神病人”了嘛，这小说是91年发行的，当年就震惊美国文坛，切中了美国老百姓心中的不安。
之后又被改编成电影，大导演大明星来合作拍摄。
如果余切写这么一本小说，提前发出来，在这个美国更不自信的年代，恐怕影响力是很大的。
这是余切第二次想要写英语小说，第一次是看《大西洋底来的人》的时候。
没想到，王锵又继续说，“他们美国人在我们中国特别少，据说一趟飞机能全运走，像咱们燕京这块儿的美国人，互相间都认识，是朋友，如果我成了美国人的男朋友，我也就是他们的朋友。”
“于是签证官也是我朋友，他当然不会为难我了。”
这王锵为了出国，真是什么招儿都想透了，但余切关注的却不是这个，而是问道：“那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美国人，有没有谁是做出版商的？”
“有啊，露西家里就是出版商啊，他爸爸是美国麦格劳希尔的高管，这个公司在全世界卖各种语言的小说。”
“露西是谁？”
“露西就是我女朋友。咱的红宝书，他们也翻译过。”
卧槽，太逆天了。
很难想象新化社翻译《独立宣言》，尽管这确实有可能发生过。
余切当即说：“以后咱也认识认识你那帮美国朋友，聊聊文学。”
“成，他们就爱这些，但我跟你讲，他们爱红宝书胜过了一切中国文学。”
于是，余切把《美国精神病人》的剧情梗概，写在自己的备忘录里边儿，将来找着机会就写出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发出去。
这个露西是燕大留学生，对华有好感，又是出版商高管的女儿，简直再合适不过。
西语系的同志们，确实是有大用啊。
他心里记下了这件事儿，剩下的时间又继续写《大撒把》，不久，复习起英语、高数这些功课。
元旦节是中国最早引进的洋节，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也过元旦节，燕大这边组织了各种文艺活动，可惜学生们基本没空享受。
《十月》刊邀请余切去参加京城作家的活动，余切都拒绝了，以至于其他作家问起原因来很惊讶：
“啊？余切老师竟然还是个大学生呢。”
元旦过后几天，余切收到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样刊，打开一看，他的《拉美现实主义》就在上边儿，一字不落。
另一边，骆一禾攥着新一期《人民文学》，急匆匆的找余切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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