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禅商精神的代表人物是须达多。
须达多，为梵语sudatta的音译，亦作“须达”、“苏达多”，也译作“善与”、“善给”、“善授”等。须达多为古印杜拘萨罗国舍卫城富商、波斯匿王的大臣，因常为孤独的贫贱者施食，故世人称其“给孤独长者”。
相传有一次，须达多为他最小的儿子，到王舍城首罗长者的家中议亲，无意间，他拜见到坲陀，并聆听到坲陀的F音，心中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要建精舍，并邀请坲陀和比丘到舍卫城去施行教化。坲陀很欣赏须达多长者的善心，便答应他，等精舍完成，一定前往。
须达多返抵舍卫城，立即四处探访合用的地点，最终看中了祇陀太子所拥有的一座园林。这座园林的面积非常广阔，其间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林茂花香，是一个清净幽美的好地方。如果用这地方来建筑精舍，供养坲陀讲经与比丘下榻，再好不过。
于是，须达多就去拜见祇陀太子，请求太子将园林卖给自己。
祇陀太子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须达多再三地请求，祇陀太子觉得不便拒绝，便道：“本来我是不愿让的，既然你如此需要，好吧，只要你能用黄金把园地都铺满，以那铺满的黄金为代价，我就把这座园林让给你。”
祇陀太子想着自己说出如此大的数目，须达多必然买不起，肯定会断了这个念头。却不想等太子说出这个数目后，须达多高兴万分，立刻回家命家人用车辆把黄金一车车地拉到园中铺地。
祇陀太子目睹此状，很受感动，对须达多长者道：“地算是你长者的了，但园中的花草树木，我并没卖给你，坲陀究竟是什么人？你肯这样为他热心？现在，请你允许我把这些树木供养坲陀好吗？”
须达多听祇陀太子如此一说，就把坲陀如何伟大详说了一遍，祇陀太子听完，大为欣慰。
精舍建成，须达多立马迎请坲陀和比丘到来，因为是给孤独长者布施的园，祇陀太子布施的树，所以陀就用他俩人的名字，将精舍命名为“祇树给孤独园”。
此事为须达多生平布施金钱最多的一次，最后竟让其一贫如洗。
故事最后须达多凭借着慈悲济世，发菩提心，善有善报。坲陀怜念，让其家里的金银钱财，仓库中的米谷布帛，堆得满如山丘般，须达多由此变得比以前更加富有。
金大成列举的几个人物，大致可归纳为诚信、豁然、善念等关键词，与他所言的儒、道、禅精神内核相符。
投资世家胡家的代表第二个上台发言，其所谈论的是商人的地位。
宋洲没有明朝“士农工商”的排序，讲究“士农工商皆为平等”，商人们算是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如何于这最好的时代维持好商人的信誉与口碑，需要每个人出力，不过在这其中，也有不少败类在践踏朝廷的律法。
如今朝廷已有风声，准备来一次全面的整治行动，胡家代表提议在座的各个有头有脸的商人要与败类们划清界限，坚决拥护朝廷的行动。这马屁拍得恰到点上，自然没人敢跳出来唱反调。
第三个上台发言的，是大种植园主田家，其谈论的话题有些意思，论为何历朝历代要重农抑商？
华夏“重农抑商”最早由法家提出。法家实行的是农战正治，“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把鞭刑引到农战轨道上，“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才能使更多的人安于务农，使果家的粮食能够保障战争的需要。
儒家虽然与法家有过“德刑之辩”，但在抑商重农上，尽管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论上双方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商贾控制市场必然会盘剥农民，也必然会与君主争利，其带来的正治后果是严重的。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手段上反对法家的简单粗暴，认为要从排斥商贾占有市场、剥夺商贾之利入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贬黜商人的正治与涩会地位。
“有一次，我与旧港总督韩思远韩总督谈论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历朝历代之所以重农抑商，无外乎商人积累资本太过简单，很容易加剧王朝的土地兼并。就拿仅隔着海峡的明朝举例，他们的商人积累财富可要比宋洲简单，凡遇灾荒年景，商人们压低地价，便能轻易从百姓手中买得土地，再通过放贷收租，资助同宗的读书人，一旦有人考得功名，将来连田赋都能省却。正因有这些人的存在，每个王朝才逃不出三百年的怪圈。韩总督还言商人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不是想方设法，做个蛀虫。这些年，我田家虽然以经营种植园为主，但也参入了对倭、对天竺的贸易，说实话，风雨海波中闯荡了这么多年，现在那些明朝商人在我眼中，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田家家主的话，引得台下众人纷纷哄笑。
田家家主之后，发言的是富格尔家族的代表，其谈论了两个问题：为何朝廷始终不愿放开对金融业的管控？各公司在与果有企业的人才竞争中，为何会落入下成？
富格尔家族的代表以富格尔在威尼斯创办银行为例，谈论了金融业的诚信问题，随后就人才竞争一事，提议由商人们合资创办一所商业学校，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入学，培养专业人才。
……
首届商德会闭会时，入会的众人达成了几项共识：一，建立一套商德会内部信用评定体系，为各公司合作，提供依据；二，创办一所商业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各公司按出资比，获得人才的优先应聘权。三，成立一个慈/善基金，慈悲济世，回馈涩会，树立商人正面形象；四，创办《商德报》，宣传儒、道、禅中的商人典范，维护商人口碑……
《商德报》创刊后不久，由商业部牵头的整治行动便轰轰烈烈展开，许多公司被查，舆论一时哗然，《商德报》成了商人们最后的宣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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