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三年，夏，结束了生平第一次出巡的皇帝刘文济，驻幸东京开封，这也是时隔十余年之久，大汉帝国的天子再度驾临此城。
长期以来，大汉一直在施行“两京并重，诸都作陪”的京邑制度，然“两京并重”的原则，实际上在开宝后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些被打破了。
一方面，符皇后崩于东京，对世祖皇帝来说开封是个伤心地，再加晚年的怠堕，基本不再履足。到了雍熙时代，十四年间，太宗皇帝所有的心思与精力，都是在国家的治理、制度的完善、弊端的匡正上，开封倒也去过一次，但仅此而已。
至于平康时期，康宗皇帝同样也在东京待过一段时间，不过在康宗看来，开封有的，洛阳都有，同时开封的宫室不如紫微城雄伟壮丽，行猎嬉戏的宫苑更不如洛阳西苑那般广阔丰富，同时又受制于一干雍熙辅臣，对东京自然提不起什么兴趣。等康宗亲政掌权了，心野的他就不是区区东京就能满足的了，南下北上才是他的选择......
等刘文济继位，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巩固地位、重塑皇权上，进入建隆时代，随着刘文济逐渐发出属于他的时代强音，他也终于得暇将目光投向西京之外，东京方才进入到他的视野。
就像宫廷里的妃嫔，少了皇帝的临幸，就意味着失宠，就代表宫内地位、权势的下滑。虽然不可完全同日而语，但类似的道理，还是可以用在两京地位上。至少在过去的近三十年，在很多人心目中，西京洛阳才是帝国最明正言顺的帝都，因为皇帝以及中枢朝廷在那里，大家也习惯于这一点。
但是这些人，显然并不包括开封，在东京士民心目中，他们才是天下的中心，是帝国崛起、平定天下、攘破四夷最为倚仗的力量。当开封为世祖皇帝赫赫功业提供支持时，你洛阳还只空有一个“古都”的名号，萧条残破。
当然，开封也有其骄傲的底气。政治上，地位虽有所滑落，但它依旧是帝国京邑，名正言顺的帝都，“东京”的名与实，谁也剥夺不掉。
人口上，开封是大汉帝国唯二破百万的城池。过去的几十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大汉帝国自南及北，不断冒出大型城市，到建隆时代，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比比皆是，甚至不乏突破五十万的，比如扬州、金陵、成都、广州、杭州、大名府、幽州者，但距离百万大关，仍旧遥远。
人口规模，从来都是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开封特殊的地方在于，当朝廷中枢机构、各大职司常驻洛阳时，它依旧保持着超过百万的人口。实事求是地讲，若是朝廷哪一天回迁开封，不需太长，只要有个三五年，以洛阳城的条件，绝对无法维持住“百万城市”的地位，这也是东西两京之间的差距所在。
经济上，就更无需多提，到了建隆三年，东京城依旧是大汉帝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经济实力全国第一，其经济地位无可动摇。居天下之中，集水陆之要，聚四方财货，这是东京无可比拟的优势。
过去的几十年，南方经济在帝国经济版图上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尤其是东南地区，更是肉眼可见地盖过中原、河北了。但发展得再好，其财货最终都还要老老实实、源源不断地输送中枢，帝国花费巨大代价修建江淮水利、开拓南北河运，目的也在于此。
而每年由东南输往北方的盐茶粮布，那是一笔极其庞大的物资，并且这些物资，大多是经由东京转运，最终上达洛阳以及分拨到其余北方道府州县。仅这一项，对东京经济的促进，就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同时，结合了海陆优势，并且在海外贸易风潮下加速了城市发展的南方沿海大城，其潜力固然巨大，但政治上的劣势是很难弥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在帝国的经济地位，都是很难被动摇的。
另一方面，从太宗时期开始，洛阳就有缺粮的苗头了，每年也都需要从开封协调50-100万石各类粮米，以平抑物价，满足西京所需。
就此一点，洛阳在面对开封时，就没办法过于傲慢。同时，来自东京的一些请愿的声音，也通过各种渠道上达天听，希望朝廷能够迁回肇业奠基的旧都，洛阳养不起朝廷，但开封可以。
此番，銮驾入驻开封，甚至被一些荣誉感爆棚的东京士民视为对洛阳的胜利，乃至于，已经有人策动着联合请命，让皇帝常驻东京了......
当然，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可没有再大迁朝廷的念头，实在是不需要，暂时也没必要。同时，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动辄劳民伤财，刘文济也不是世祖皇帝，对这些决策只消一句话就能成行，他需要顾忌的地方太多了，比太宗皇帝还要多。
本次南巡归来，临幸东京，这是在出巡前就计划好的。刘文济做此决定，一方面是看重开封对洛阳巨大且重要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东京上下人心。
朝廷内部的大小派别，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在都畿何处也分了两派，并且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西京派自是支持众多、实力雄厚，东京派也同样不遑多让、盘根错节，毕竟，他们才是大汉早期统治帝国的人，对于这些，刘文济也不敢小视，予以一定的安抚也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京都的选择，开封纵有千般好，但就一点缺陷，便足以让皇帝在非必要的前提下放弃。开封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不具备作为京城最该具备的“形胜”属性。
而随着承平时光日久，开封城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和平城市、盛世大都，如果从军事上来说，除了驻扎拱卫其安全治安的那些禁军、巡检、差役之外，开封并无军事安全可言。
再者黄、汴流域，时不时便有洪水泛滥，即便在二河整治、堤坝修筑上，朝廷已经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受时代与技术的限制，只是尽其力罢了，黄患依旧是悬在中原、两河官民头上的一把刀，由于地形地势的关系，开封比洛阳面临的威胁还要大。前者，滑州河决，官民损失重大，在刘文济的计划中，此番也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抚慰民生的。
刘文济的这次南巡，始于建隆二年秋，随着皇权的巩固，政局的稳定，大汉帝国又迎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黄金发展时期。
许多昌隆之象，都是肉眼可见，甚至已经拿得出一些数据进行佐证。比如，帝国在建隆元年全年的各项税收，综合折合铜钱已计9150万贯，说不准未来的哪一年，就和人口一般破亿去了。
在这九千多万贯的税入中，金银铜币钱已经超过一半了，各类粮谷绢帛实物依旧是重要税收载体，随着币钱比例的提高，甚至引发了许多保守官僚的担忧，毕竟比起金银铜钱，还是实实在在的谷物绢帛，更能安人心，同时，各地官仓、义仓都需要填补，朝廷行政在实物的调用上需求同样很高。
同时，商税比例也在进一提升，除了占据大头的城镇市税外，江海陆诸口岸关税的税额，已是显着提高。仅五大海关，当年税入便高达八百万贯，当然这是建立在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基础上，刘姓封国以及各大贵族在海外几十年拓殖发展成果已经开始真正兑现。
到了建隆时代，大汉国对外贸易，除了高丽、日本这种传统往来贸易伙伴之外，主要就是环绕于帝国周边的刘氏封国了。当然，与天竺、大食地区的贸易依旧在持续，但规模却在日益萎缩，尤其是后者。
原因是多方面的，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便“陆上玩命搏杀、海上热情贸易”这种事情的的确确发生着，但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限制也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南洋那些掌握着东西进出航道的封国们，从事实上在帝国与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道阻隔，他们虽然没有阻止西方的商人、商船到帝国本土去进行贸易，但也有很大部分阿拉伯商船，在南洋完成交易，获得所需商品之后，就即行返航了......
不得不提一嘴的是，由于大食地区战争频繁，再兼ysl文明的阻隔，严重影响到了汉人与欧洲人的贸易，从这一时期开始，两个地区都萌发了探索新航道、新商路的想法。
在野蛮扩张的南洋，甚至有些贵族与商人提出，该派军登陆阿拉伯，配合安西三国，把那阿拔斯帝国给灭了，把ysl世界给掀翻，彻底打通贸易商途，这样才更有利将大汉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行销世界......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也只是一种声音罢了，一种在南洋拓殖运动过程中被激发出的贪婪的扩张欲望。想要付诸行动，还有很多现实难关与条件，但是，南金洲“南梁国”的一些海商，已经在组织船队，打算沿着非洲大陆继续向南探索。
......
虽然帝国内部上下，依旧有许多问题存在，但从整体上，依旧呈现出一个“昌隆盛世”的气象，就和当年太宗在位时期那般，进入建隆二年后，朝中就已经有人高喊“建隆盛世”了，说的就是宣慰使王增。
但对此事，刘文济可不敢堂而皇之地承认，理所应当地接受，盛世哪里是那么容易打造的，至少，整饬国政过程中碰到的那些困难与阻力，让刘文济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同时，亲历了整个雍熙时代的刘文济，可太清楚太宗时期的政风民情是怎样一种情况了，比之雍熙朝，他的建隆朝可还差得远。
别的不提，就太宗时期的优良政风，至今犹未得到倡正。拿吏治中的反腐肃贪来说，规矩依旧是那套沿袭至太宗的规矩，监察执法上也给予了强力支持，但贪腐之风，依旧不绝，此起彼伏。
天下的贪官墨吏们就像是在和刘文济打游击，没抓现行前，都是忠臣良吏，一旦揪出来，都是藏污纳垢。有些人，甚至连装都不想装一下，几乎是明明白白告诉刘文济：当官，可以；廉洁，不行。
至于节俭方面，也是如此，刘文济在紫微城中大幅削减宫廷用度，把康宗时期增加的宫人内侍规模压缩，将一应奢玩之物废弃......
皇帝在宫廷内过着“普通”日子，宫外的权贵们，却大多奢靡依旧，攀比依旧，完全没有太宗时期的觉悟。说到底，还对当今天子缺乏最真诚的尊重，尤其是那些功臣老贵之家，让你当皇帝也就罢了，还能管大伙怎么吃喝拉撒？
也就是在刘文济把平阳公主驸马朱骍处置后，那些人方才收敛了一些。平阳公主刘霏，太宗嫡女，驸马朱骍于建隆元年因为奢侈无度、治家昏乱、逾制乱法，被刘文济流放燕山北道十年。
这显然是只鸡，但让刘文济糟心的是，此事过后，就有传言说，皇帝是为了持续打击慕容皇太后。到了建隆时期，基本幽居慈明殿的慕容太后，已是孤身一人，在朝慕容家族也多受排挤，一些老贵对此，多心生怜悯。而皇帝连自家姊妹，连慕容太后唯一的亲人平阳公主都不放过，何谈仁德孝义？
因此，帝国状况在不断改善，国家发展在持续向好，但皇帝刘文济面临的各种压力与烦忧，也在不断积累。刘文济选择在建隆二年出巡，其目的除了观察政情，检查整顿成果之外，也有外出散心的意思在里边。
还是那一套，吸取康宗之教训，追效太宗之遗风，出巡规模很小，整个行营所有人员加起来也不足三千，其中大部分还是随驾禁军卫士。其余人员，除了少部分内侍之外，都是从中枢各部司衙门抽调的能臣干吏，至于宰相，则由王钦若、丁谓二人随行。
丁谓，时任都察使，财政使向敏中当年因病致仕，导致政事堂人员发生重大变化，一番角力之后，时任湖南布政使的丁谓被迅速上调京中，拜相，任都察使。
至于出巡目的地，选择东南地区，也是可以理解的，那里是帝国高速发展的经济重心、财税重地，更为最重要的是，刘文济潜龙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上海、金陵，对他个人而言，具备特殊感情，是积累政治资本的地方，意义重大，也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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