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28 剑南“玩”脱了

  怀着一种复杂且沉重的心情,刘旸打算再往外走走,帝国这么大,他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

  不过,这个念头被近随们竭力打消了,微服渡河,离京百多里,就已经让他们紧张不已了,哪敢再让皇帝走远,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

  如欲远行,是必须准备好卤簿仪仗,随从臣子官兵,銮驾的安危必须得到绝对保证,这是对皇帝的负责,也是对国家,对天下百姓的负责,一番话说得刘旸都不便反驳,只能按下心中那股被激起的热潮,暂且回京。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从剑南道传来了一则消息,一则噩耗,剑南道布政使潘佑死了,还不是正常死亡,就丧报上言,潘佑死于乱民刺杀。

  又是剑南,又涉及到布政使潘佑,在收到这则消息的第一时刻,刘旸便想起了前次王审锐对潘佑的弹劾。而这一份丧报,里边隐含的内容,可比上一次还要丰富。

  虽然很完整,对潘佑死亡的前因后果以及遇刺情况描述得很详尽,但是带给刘旸的异样感却更加强烈,值得推敲的地方太多了,什么乱民,会想着去刺杀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偏偏还成功了!

  纵然先不深究背后的隐情,就表面来看,布政使遇刺身亡,放眼大汉立国四十七年,这都是头一次,简直是耸人听闻,离谱之极,这就是一场对朝廷赤裸裸的挑衅。

  如果真如奏报上言,这真的是一干乱民所为,那他们的能量也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因此,对于剑南奏报,刘旸只相信一件事,那便是潘佑之死,至于其他,都值得商榷,甚至于未加调查之前,全部表示怀疑!

  急匆匆返回洛阳后,刘旸直奔政事堂,就潘佑遇刺事件进行讨论,可谓是大发雷霆,天威震动,这是必要的态度,也是这段时间糟心事多了,刘旸对臣下们的一次宣泄。

  当然,宰相们也能理解,潘佑之死,事情实在太重大了,就是他们这些饱经世变的老臣,闻之也不禁瞠目结舌,倍觉惊悚。这件事情,往怎么严重了看都不为过,不管背后有怎样的隐情,这都是对帝国统治的公然挑战,是绝对零容忍的事情。

  因此,对于剑南之事,众相公倒与皇帝是一致的,中央的权威必须肃立,朝廷的统治必须维护,潘佑之死以及剑南之政也必需彻查......

  当场,诏制便从速拟好下达,着有司选派要员干吏,赴成都调查,同时让剑南道那边把更详细的情况奏上来,朝廷必须要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交代。

  另一方面,潘佑之死也难免牵动起朝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比如在廷议结束后,如赵匡义者就不住地把眼神往财政使张雍那里瞄。

  政事堂的宰相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基本盘”,而张雍从成都府到剑南道布政使再到西南转运使,前前后后可在西南待了十四五年。

  剑南若出了大问题,那张雍在那里的门生故吏、徒子徒孙们,岂能没有牵涉。一般的事情固然动摇不了这个先皇老臣、开宝功臣,但此一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问题重大!

  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以这样的方式被干下去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比起其他人,赵匡义就是断定,潘佑之死与剑南道某些人与势力是逃不开干系的。

  采取这样的办法,固然愚蠢,但也从侧面说明剑南局面的紧张,矛盾之不可调合,而潘佑,就冲他在京畿道的那些做法,在剑南将那些权贵逼到这个份上,似乎也不那么奇怪。

  潘佑这颗铜豌豆,骨头是真硬的,也是一心做事的人,而事情做得太认真,就难免得罪人,侵犯旁人利益。而剑南可不必京畿道,没有朝廷直接的权威震慑,相对偏远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造成其复杂的政治氛围,乱着呢,黑暗着呢......

  不过,赵匡义并没有提出这些东西,只是附和着说了一些场面话,一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便多言,二者他也想看看此事还能怎样发展,剑南那边如何收尾,皇帝最终又当如何处置......

  或许,与赵匡义抱有类似想法的人并不少,都是千年的狐狸,个中有什么问题,不说一眼窥破,不对劲之处总能察觉一二。

  散议之时,张雍表情格外难看,也不打招呼,直接返回衙司,然后信件飞传剑南,想要搞清楚情况,显然财政使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同时,也有不少大臣把注意力放到皇帝刘旸身上,关注着他的举措变化。一些感慨也是免不了的,若是世祖皇帝,面对这等情况,只怕已经举起屠刀,只待罪魁冒头,就干脆地斩下去。

  当然,更可能的是,世祖皇帝若在,这等事情根本不会发生。至少到道司主官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不至于落得这样的下场。

  显然,皇帝刘旸再一次面临着登基以来树立权威的战争,这一次,更没有一丝妥协的道理与空间。

  刘旸也自然有其他动作,事急从权,他也没有迂腐到这种事况下还要走正统程序的地步。

  回到垂拱殿后,便将武德副使林特召来,责其安排调查,将剑南事故、潘佑之死彻查清楚。

  过去的一年,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全国刑徒营的整顿上,许多地方都需要他亲自去坐镇弹压、指挥安排,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务,则由林特这个副使主持着。

  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场权力交接过渡的过程,林特就是刘旸选择接掌武德司的人。

  林特可是根红苗正的东宫旧臣,就坊间传闻,林特的经历还是比较传奇的,当初刘旸从征平南,入金陵,时年12岁的林特便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随侍的李昉指教,李昉颇奇之。

  毕竟神童不少,他5岁识字,8岁属文的,李昉都见识过,但如此善于把握机会并主动求上进者,却实在不多。

  后来,李昉将林特收入门下,待年纪稍长,又举荐给太子,作为东宫侍读,成功实现这华丽的转身。

  而林特在东宫当值,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此前任太子少詹事,刘旸登基,自然水涨船高。能被安排去接任武德使,更是才干突出,并且足够信任。

  雍熙元年的这个中秋末尾,朝廷上下都为潘佑之死牵动人心,当然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剑南道布政使之职,一场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毕竟,剑南道不只是剑南道,那可是西南五道的核心,辐射范围遍及整个西南,包括吐蕃地区。这个位置,值得所有权贵为之争抢。

  但有个前提,潘佑之死需要一个结论,而得出结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然而,没有多久,一个更让朝廷震动,甚至让全天下震动的消息传来了,青城县发生叛乱,一个名为王小波的贼首率众举事,攻破州县,杀害官吏......

  即便只是像江西丰城县那般的骚乱,出兵迅速平息,朝廷也得追责,但偏偏还不止于此,这是一场大骚乱,大叛乱。

  初时,朝廷虽然重视,但更多停留在对剑南道军政的不满上,降诏严厉申饬,责令从事镇压,安抚百姓,恢复治安,这也算是日常操作。

  事情后面的发展,大大出乎朝廷意料,军报纷来,急呈文武堂院,发生在剑南的乱事,愈演愈烈,等叛军祸连州县,连续攻破成都府周遭十余州县,众达十几余万之时,朝廷这边才真正意识道剑南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赵匡义在与其子赵德崇的交谈中,甚至忍不住调侃,说有些人“玩脱了”。自乾佑平蜀以来,“繁荣稳定”地走过整个开宝时代的川蜀,再次迎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动乱。

  直接诱发的原因,当然是近几年频繁发生在川蜀的灾害了,尤其是雍熙元年的春旱,对川蜀小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田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者都不乏。

  但是,产出减少,日子照过,租税照收,小民生计,尤其是那些托身于权贵、豪绅之家的旁户,更是艰难。

  一直以来,川蜀的税收,基本都是由于小农及旁户承担的,而占据主要生产资料的权贵、官僚、地主们,大多没有分担税赋,解民之困的觉悟,不过度地压榨都算有良心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灾害反复袭来时,小农破产,无以为继,也就不足奇怪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要么流离觅食,要么揭竿而起。

  说到底,问题还是川蜀那尖锐到极点、深重的极点的土地矛盾上,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不禁让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后的那场变乱,只不过,那一次的直接诱因乃是人祸。

  那一次,由于平蜀将士的胡作非为、大肆抄掠,对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的生产经营、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也正因为那一次动乱,让孟蜀时代的遗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虽然恢复起来耗费了不短的时间,但对于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统治,事实上却是有利的。

  只不过,三十五年的时间,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这么多年下来,当初孟蜀存在的那些问题,在大汉帝国时代,仍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拥挤的成都平原上,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深重,中下层士民小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怨声不说载道,人心也几近沸腾了。

  川蜀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的特殊风俗人情,复杂困难的交通致其闭塞,也让这里成为权贵、豪强滋生的温床,让这里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与剥削。

  多年下来,当初入蜀的将士、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在填补孟蜀权贵留下的权力空白的同时,也逐渐与本土的那些豪强们合流,共同形成了一个比孟蜀时期更为强大、也更为顽固的剥削阶级。

  事实上,以国民的耐受程度,只要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再少些折腾,那么除了那些蛮乱,川蜀也很难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是,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前两者能够保证,至于第三点,那可就真的太难了。要知道,川蜀平定之后,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东南、中南半壁未曾归顺。

  乾佑末为了一统,进入开宝时代,西取河西、北伐契丹、南征大理,包括过去十几年对安西、吐蕃的攻略,剑南道都承担了不小的人丁与税赋。而这些负担与压力,一层层地转嫁下去,自然落在川蜀广大小农百姓身上了。

  而作为核心的剑南道,除了上供朝廷,还要供养本道的权贵、官僚、军队,另外,还需要履行作为西南“老大哥”的义务,每年都需协调支援周遭的穷小兄弟们。

  再加上时不时发生的灾害,如此种种,层层施加下来,川蜀的士民百姓能坚持这么久而不出大乱子,久已经是忍耐力的体现了。

  事实上,早在前几年朝廷发兵,进入吐蕃平乱时,剑南的荣、邛等地就已经爆发过骚乱。只不过乱事不大,世祖皇帝又在,上下在维稳控制上格外卖力,事态被迅速平息了。

  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先帝走后朝廷的威慑力下降是一方面,严重的干旱灾害是另一方面,再加上剑南道上层的内斗以及权贵、官僚、地主们不加收敛的压榨,共同促成了这么一场波及全川的大动乱。

  举事首领王小波是茶商出身,作为蜀中三宝之一的茶,其利润大部分都被朝廷以及权贵、官僚及大茶商们分享了,而作为茶行业里最底层的贩夫走卒,只能从万千小茶商、茶农一道,在利益链条的最底层,争抢一些残根冷炙。果腹尚且艰难,就更别提其他了。

  与茶一般,盐、丝行业,也是如此。可以说,川蜀的这次大叛乱,就是蜀中各行各业底层百姓的一次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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